中国的士族文化

许慎《说文》：“士，事也。数始于一终于十。从一从十。孔子曰:推十合一为士。”郭沫若研究甲骨文中的“士”字之后，发现没有上面一横，写作“丄”，便推翻了许慎的结论，郭沫若说“士”为“牝器之象形”。牝器者，就是“男性生殖器”的意思。经过郭沫若得出“士为牝器”之后，也的确合于事实。在《诗经》中通常多用士与女对文，和今天所言男、女是一个道理。

进而“士”又引申为事君王之“士”。自西周至清亡国，士作为受雇于政府管理的官员，始终听命雇佣者帝王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士族想通过自己的知识改变社会。孔子说：“士志于道。”孟子也说：“士尚志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士想用超越世俗的“道”的方式，改变现实的世界。从制度层面看，士族并没有给专制制度注入新鲜的血液；从文化层面看，士族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。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说，由士族构成的政府机构，就是阻碍中国社会进程的主要因素？这个问题不在士，而在制度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，中国士族中也出现了诸多不怕死、敢担当、有正义之士。

郭沫若早年著有历史剧《南冠草》，如果不因人废文的话，这部历史剧是值得一看的。其以气贯长虹、震撼心灵之笔触，讲述明末抗清复明义士夏完淳的故事。夏完淳出身士族，他的父亲夏允彝是江南名士、抗清志士，本身又是江南名士陈子龙的学生，并立志于与陈子龙一道抗清复明的事业。当他被捕之后，面对背叛明朝、投降清廷的洪承畴时，大骂洪承畴是汉奸、卖国贼之流，气得这位前朝重臣、降清之人暴跳如雷，拿鞭子抽打夏完淳。最后行刑之际，夏完淳昂然挺立，誓不下跪。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在夏完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年他十七岁。夏完淳在狱中写下诗集名为《南冠草》，后交予其姊夏淑吉。郭沫若历史剧《南冠草》便以此得名。编《明诗别裁集》的清人沈德潜这样评价夏完淳：“十五从军，十七授命，生为才人，死为鬼雄。”这也是中国士族一流的人格魅力。

在明亡清兴之际这段岁月，让知识分子左右为难，涉及到人格尊严的还有钱谦益和柳如是夫妇。曾是陈子龙的旧情人、婉娈柔弱的柳如是劝告夫君钱谦益勿要投降清廷，不如以身报国，投水自尽。据《牧斋遗事》记载：“乙酉五月之变，柳夫人（柳如是）劝牧翁曰：是宜取义全大节，以副盛名。牧斋（钱谦益）有难色，柳奋身欲沉池中，持之不得入。”事实上钱谦益也的确出仕清廷一段时间，后致仕与柳如是一起致力于抗清复明之事。故后来清朝乾隆帝有称钱谦益“反复小人”一说，即指此事。

据徐树丕《识小录》记载：“柳姬（柳如是）者与郑生奸，其子杀之。钱（钱谦益）与子书云：‘柳非郑不活，杀郑是杀柳也。父非柳不活，杀柳是杀父也。汝此举是杀父耳。’云云。”柳如是与少年郎偷情，被钱谦益的儿子看到，将少年郎杀之。钱谦益反过来又教训了其子一顿。面对自己的老婆红杏出墙，钱谦益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国破君亡，士大夫尚不能全节，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？”堂堂男儿尚不能保全忠国大节，哪有什么理由和资格要求一妇人保持小小的贞节呢？后世史家称钱谦益此举实为“平而恕矣”。学者顾思齐评说此事道：“她（柳如是）虽不守妇道，却不亏大节，犹胜过以妾妇事异族的无数须眉男子。你可以说她是荡妇淫娃，可她也是英雄儿女。既然嫖娼的陈子龙——他是柳如是旧情人——可以是视死如归的烈士，则偷汉的柳如是不也可以是忧国忘身的奇女子吗？”

这段融汇爱恨纠葛、旷世之恋、士大夫人格独立等要素的事件，经大师陈寅恪先生《柳如是别传》发微，显著于世人。陈寅恪对钱柳评价极高：“十七年间，钱柳已由言情之儿女，改为复国之英雄矣。”蒋天舒在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中引黄萱（陈寅恪助理）之语说：“寅师以失明的晚年，不惮辛苦、经之营之，钧稽沉隐，以成此稿。其坚毅之精神，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！”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陈寅恪在晚年失明之际还要苦心孤诣的著作《柳如是别传》？这里要涉及到陈寅恪出身和后半生的遭际了。

陈寅恪先生出身名门，其父是“清末四公子”之一的陈三立，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，他的血液中就有士族的因子。也不完全出于此。国共决出胜负，大陆建国之后，陈寅恪留在了大陆，后半生更是经历了“牛头马面”的生活际遇。有人说他著作的不是《柳如是别传》，而是一部陈寅恪自己的“心史”。这是至确之论。在中国的士族文化史上，可以这样说，到陈寅恪的身上，士族文化才算彻底终结。士族的终结，似又还是从士族作为起始点——陈寅恪在给王国维的碑铭中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这何尝又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恪守的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呢？